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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我一直都在追问,为什么?
2017-07-05 | 来源: | 作者:

阿来,藏族,当代著名作家;1959 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县一个叫马塘的藏族村寨;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成为农民工、拖拉机手;1977 年恢复高考当年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做小学、中学教师五年,后任《新草地》杂志编辑,《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

阿来1982 年开始诗歌创作,80 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写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阿来的诗》,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行刑人尔依》《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群山》《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 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语自在》《阿来散文》《草木的理想国》,演讲录《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等,其中《尘埃落定》以“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语言”“充满灵动的诗意”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乡

卢一萍:从您的行踪可以知道,您经常回阿坝,也就是经常回川西的群山和高原。我三月份与您同到金川,感觉到了您对故乡的深情,感觉到您在故乡的状态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怎么说呢?感觉您成了一个回乡少年。您怎么理解故乡?

阿来:其实,我的故乡观念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说故乡,就是自己的出生地。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小的一个村子,我早年的中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小说《空山》,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村子为背景写的。当然,比这个村子更有概括性。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们对故乡的观念一直都是这么小,那可能只是血缘上的。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乡,更大的故乡可能是一个文化范畴,不光是血缘范畴。我在不同地方也说过,如果不是整个青藏高原,至少是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区,是我的一个更大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文化范畴上的认知。

这些年我只要去这些地方,我都把他看成是回乡。这个范围很大,最北边是阿坝,中间是甘孜,然后,再往南边是云南的香格里拉,还有甘南,还可以往西边一点,青海的果洛、玉树,西藏昌都一带,金沙江两岸。这些地方,我每年都要去好几次。现在故乡那个村子反而很少回去了,即便要回去,只是因为家人父母在那里,和写作也没什么关系。

卢一萍:您这个故乡的范围无疑是扩大了的,也即是您说的,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故乡,这从您的写作上得到了印证。您的绝大多数写作都没有离开那个地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那个所谓的小地方“机村”,其实是一个无限大的地方?

阿来:可以这么讲,文学让我们把故乡的观念扩大了,但是我也希望不要太大,太大也把握不住。

我们在文学上即便写再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小见大。我们要在特殊性中找到普遍性,没有一个小中见大、大中有小的观念,可能就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现在,我们的文学往往强调一个方面,却忘掉了另一个方面。比如我们强调要深入生活,那么就一门心思深入生活;我们说提高见识要读书,我们又一门心思去读书,却没有去想这两者怎么结合起来。老读书,成了书呆子;老深入生活——好像原汁原味的生活呈现得很好,但没有让它升华超越的能力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应该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往返,最后才能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

卢一萍:抛开文学的、诗意的因素,能说说您出生的那个村庄吗?也就是马塘。

阿来:马塘过去也重要,我们村子在茶马古道上,是个驿站。刚好在一个4000米高的大雪山下面。现在当然不太重要了。但你读晚清甚至民国初期的史料,这个地方都频繁出现,它都是交通要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我父母都八十多岁了,还有一个弟弟在老家。我们那里的农村有一个习惯,要放一个人守家,我弟弟就在老家守家。

卢一萍:现在有个时髦的说法,故乡在陷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其实我不太同意用“陷落”这个说法。

认识今天的农村,要放在大历史趋势中来看、放在变化的进程中来看。这种现代性的发展有的地方慢一点,有的快一点。工业化到来,城市化出现,人们往城市集中,往非农业、往工业和服务业集中,形成了农村的凋敝,或者说农村人口的转移——我也不想用凋敝这个词,这是一个必然。一方面,传统的小农业经济效益很低,提高效益的方式最可靠的是集约化;一方面,集约化过程中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就要向别的行业转移。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后来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从文学上来讲,很多小说其实写的都是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个事情,比如说英国作家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它的背景就是这个,苔丝就是离开乡村,放弃原来的生活,去别人家打工,被亚历克诱奸的。如果她呆在村子里,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她的命运也不会是那样的。

后来,我们看到的拉美小说,包括美国一些作家的小说,也是这样。包括《百年孤独》,也是放在工业化、全球化这个背景下的。文学作品也是在书写这个过程。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他虽然在写农村——美国的农村,但已经不是以前的农村了,而是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商品化的农村。所以我说与其是凋敝,倒不如说是传统农村的解构与新型乡村的重建。

旧的乡村秩序因为生产方式转变了,它必然要变化,仅此而已。

对农村而言,这就是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我们文学书写中,只是基于同情而书写凋敝的一面,而看不见重新建的那一面,至少是很不全面的。——对旧的东西有依恋,其实就是习惯而已。真正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到凋敝的程度。

当然,历史进步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要做出牺牲。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农民为此付出的牺牲太大太大,我们城市、我们工业不能只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发展,要考虑反哺农村的问题。今天,国家已经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都是对这个问题正视的结果。所以,总体来讲,文学不能只说凋敝而不注意到新生的事物与新的情况。所以,我的眼光有些不一样,该消失的会消失,该成长的也会成长。今天我们深入到乡村中去,会看到很多时候对这种变化的顺应也是农村人的一个自动选择,虽然这其间被动性大过了主动性。

卢一萍:您童年的情形一定记忆尤深。您说过,您到小学三年级才听懂老师说的第一句汉语,当时是什么感觉?

阿来:我六岁上学,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第一年不学课文,先上预备班,学汉话,跟老师学基本的会话。这样学一年,第二年才学正式的课文。

我们小时候基本也会讲汉语,就是那些日常用语,比如你吃了没有?你要到哪里去之类的。我说的意思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很多人觉得只要懂日常的会话就是懂一种语言了。其实语言有两个层面:我们日常说的“你吃饭了吗?”“你上哪里去?”“你冷不冷?”,是很直观的,跟我们身体相关,我们很容易理解,而且一学就会。语言还有抽象的层面,你上小学了,进入课堂了,跟我们路上走不一样,前面是哪个村呀,这个很简单,碰见一个熟悉的人,问你上哪去?一学就会,没有文化的人也会。但是你上学以后,你马上会面临抽象这个问题。因为语言在扩展,我们的经验在扩展,我们身体的经验很少,主要是抽象的经验,依此建立知识系统。比如你学语文了,语文里说思想,思想是什么?没看见过。课文里说毛主席,毛主席有个像,我们看到那个像后知道这是毛主席;那党呢,它就超出你理解的范围了;还有主义呢?你突然会遇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第二个,要开始学别的学科,比如说数学,乘法它有口诀表、有公式,马上进入一个抽象的世界。今天很多教育当中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很多学生在学习的中途落下,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没意识到,在这个转折的关口,他可能需要帮助,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个具象的世界他很容易获得经验,但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他没有直接的经验,完全靠他自己去学习去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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