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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新文学进化论”与世界文学史观
2017-06-06 | 来源: | 作者:

一、文学“进化论”的“再现”

 

美国的“世界文学重构”(Reconstruction of World Literature,以下简称“重构”)是21世纪的新思潮,其实践性成果突出地表现在世界文学“文选”选编方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达姆若什(DavidDamrosch)等人主编的《朗曼世界文学选编》(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等无疑是新世纪的创新性文选之一。同时,这一思潮中所提出的新型世界文学史观,尤其是斯坦福大学教授弗兰克·莫莱蒂(Franco Moretti)所提倡的“文学进化论”观念(evolution,为区分于传统的文学进化论,以下称为“新文学进化论”)则代表了20世纪末期稍有衰退的西方“理论潮”的复兴之势。


莫莱蒂毕业于罗马大学,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教授,以小说叙事理论为主要研究方向,代表性论著包括《现代史诗:从歌德到马尔克斯的世界体系》(Modern Epic: The World-System from Goetheto García Márquez,1996)、《坐标、地图与树:文学史的抽象模式》(Graphs, Maps, Trees: Abstract Models for aLiterary History,2005)(其中收入关于世界文学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对世界文学的猜想”)(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2000)等。他在“重构”学者群中以理论观念的创建见长,主要提倡“文学进化论”与“世界体系”两种观点。他断言二者之间具有一种冲突与补充的辩证联系,其中进化论代表了文学史的推动因素:

 

现在我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进化论为文学史提供了相当好的模式:因为它基于历史解释了现有形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样就对文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文学中的形式研究是不注意其历史的,而历史的研究则相对容易忽视了形式──对于进化论来说,形式与历史其实是同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②]

 

很明显,他认为文学的历史与形式两种基本因素在研究中是具有对立成分的因素,以形式研究不能解释历史多样性为理由,将进化论作为“历史”观念的代表,并且把它发展成了一种文学史观。


“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念提出后,无论是在“重构”派学者中还是国际学界,反对与赞同的看法都同时存在。特别是对意识形态相当敏感的文学史观研究领域,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释“重构”的起源,并融合进相对应的文学本体论与方法论观念,则可能被看作是一种“再现”(representation),至少是19世纪文学史观的一种再阐释。


为什么莫莱蒂要提出这种“历史研究”性的“进化论”并且会在世界文学史观领域引起如此高度的关注呢?


这其实是一种特定历史语境形成的现象。自20世纪后期以来,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对半个多世纪来的“形式批评”进行反思。从1920年代起,“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欧洲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等“形式批评”一直在欧美居于统治地位,这就使得作为核心领域的文学史观研究乏善可陈,而这一时期正值经济全球化高涨,世界文学史观有直接的理论需求。这一局面直到80年代的“新历史主义”兴起,形势才发生变化,1988年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的发表,标志着西方批评家已经开始寻觅新的文学史建构原则。詹姆逊提出了一个他自称是“绝对主义的口号”,即“一切都必须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并且认为只有“历史化”是“超历史”的。[③]这种典型的西方形而上学话语模式,当然容易令人想起德谟克利特的名言:只有变化是不变的。遗憾的是这种历史主义批评的回潮尽管声势不小,但存在根本缺陷,主要是缺少文学史观理论体系的支撑。詹姆逊所提倡的德里达、拉康等后现代思潮与西方传统理论体系标准格格不入。新历史主义的葛林布莱特等人的文学史批评则侧重于莎士比亚等人的文本分析,而被看成是其理论基础的福柯的“权力话语”的“颠覆”等观点,也是“解构”的余威,没有建构世界文学史观的新因素。而全球化语境下的世界文学史书写中,迫切需要能够区分不同文学话语、组织文学史料、划分文学历史分期、阐明文学史的特性与发展规律的观念体系,建立起新的世界文学史观。


这种世界文学史观要求有体系性理论作为前提,从理论话语而论,它必须有文学起源论、文学发展动力论、历史阶段划分与发展论(当然这一种理论的“认识论”也部分地包括在史观之中,但不是史观的必须构成,因为认识论主要目标是文学存在的认知,即其本质特性,而不是历史发展最核心的观念)。这种体系化的建构性要求,使得看起来纷繁多样其实思维方式却是西方一元化的学说,不能完成世界文学史观建构的重任,使得文学“历史化”停留于一种空洞的号召。“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用骆宾王的诗句来形容这种文学史思维方式束缚与理论创新之间的冲突是相当适宜的。


正是在这种语境中,“重构”派学者倡导的“文学进化论”显示了它的价值。除了莫莱蒂之外,法国学者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提出的“文字世界共和国”理论、达姆若什本人提出的“后工业化时代文学史观”等也纷纷涉足文学史观。卡萨诺瓦以欧洲弗迪南·布罗代尔、皮埃尔·布尔迪厄等人的学说为依据,主张文学相对于国家政治的“独特权力关系系统”,将世界文学看成是“一个文字的世界共和国”,过激地主张废除“文学史”,直接以文字形态来再现各国文学。[④]而达姆若什则明显受到马克思“世界文学”观念的影响,将世界文学与后工业化社会的汽车等商品生产进行原理认证,提倡后经典时代的世界文学生产的历史观。[⑤]


但是在“重构”学者的文学史观中,理论体系最为全面、思想观念最为突出的仍然是莫莱蒂的学说,特别是他的“文学进化论”,只不过因其思路的艰涩,论证过程的简略,往往影响到对它的接受与研究,这是我们研究过程中必须注意的。

 

二、文学进化论的理论泛化

  

如果我们尝试着比较一下以下关于世界文学史观的两个比喻,就会发现,虽然两者的时间前后相隔一个半世纪,然而其设喻方式竟然如此相近,当然会令人对二者的历史关联有新的理解:


第一则写于19世纪60年代的法国,作者以植物来比喻文学:

 

        民族(文学)就象是植物一样:虽然有相同的树液、温度和土壤,却在未来的生长中形成各自不同的枝叶、花朵、果实和种籽。[⑥]

 

第二则发表于21世纪的美国,也是一则关于文学的比喻,同样运用了植物(树)来比喻文学:

 

       对于进化论而言,文学的形式与历史实在是一枚钱币的两面:或是运用一个更富于进化论色彩的比喻:它们是同一棵树的两种度量方式而已。[⑦]

 

以上两则比喻,前者出自法国丹纳(Hippolyte-Adolphe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序言》,如历史上许多文本的命运一样,这个“序言”远比所序的《英国文学史》流传更广,被视为19世纪的文学进化论的代表作之一;后者就是莫莱蒂的代表作《地图·树·文学史》中的一则比喻。两者同样以植物来比喻文学并非偶然,这是与进化论文学史观的核心观点有密切关系的。


丹纳同时接受了进化论和孔德实证论的影响,将环境、种族与时代作为物质与精神文明发展的三大因素。虽然在丹纳之前,孟德斯鸠以及与丹纳同时代的批评家圣伯甫都有过类似的学说,但是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物竞天择”作为理论模式来解释世界文学发展,却是丹纳的创造。这种文学进化论最显著的特色是欧洲种族(丹纳的论述中有不足之处,常将民族与种族区分不清)中心论。在他看来,人类种族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尤其是法国人中的巴黎人处于人类进化金字塔的顶尖,是生物界选择的结果,是具有独特民族精神的民族。而金字塔的底层则是各种民族共同的特性,如他认为“中国人、阿利安人和闪米特人”则不过是具有共同性的“种族”。种族不同,所产生的文学艺术自然不同,处于进化底层的种族所产生的只是生物胚胎时期产物的文学艺术罢了。


当然,以植物作为喻体来说明文学史也并非丹纳的发明,类似比喻在世界文学史早有先例。康德美学中就提到,艺术品可以看作一种自然生长的、自成一体的植物,其后的赫尔德等人曾重复了康德的意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将诗与植物认同与类比的观念。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论诗时说:“诗者,根情、苖言、华声、实义”,显然是将诗比作植物,这是众所周知的名篇名句了。叶燮《原诗》中说文章有理、事、情三者,“譬之一木一草,其能发生者,理也。其既发生,则事也。既发生之后,夭乔滋植,情状万千,咸有自得之趣,则情也。”[⑧]这同样是以植物论诗的一种独到见解,但是,这些诗学理论观点所取舍的角度不同,其实与西方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念并无直接联系,没有文学史“进化”的意义在其中。


而“进化”则是西方哲学中历史悠久的观念之一,出于思考宇宙中事物的存在与环境的关系。若考论其起源,关注的中心原本是生物物种如何来的,是神创造的还是自然进化的。其次则是物种的关系。宇宙环境是不断变化的,那么事物特别是生物种类是不是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出现新旧替代呢?飞禽走兽,草木花卉,包括人类本身会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古今不同?如果是这样,决定变化的原则是什么?应当承认,所有这些思考都存在着进化论的因素。从历史线索来看,古希腊的原子论者其实是进化论的祖师之一,他们认为宇宙间的每一个物种都是重新出现的,只有适合环境的物种才能生存,这种观点其实已经部分接近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文艺复兴运动以后,古代进化论观念再度兴盛,主要代表人物仍然是哲学家。如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与康德哲学中都有进化论的观念反映出来,虽然这并不构成他们理论的核心。因为自然科学还没有为进化论提供一种完整的学说与根据,所以进化论一直未能成为一种系统的学说。德国哲学家谢林与黑格尔也“猜”到了具有“理念”意义的自然进化论,认为生物物种是处于进化过程之中的,但是这种进化是表现于概念中的理念。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即他在海德堡时期的《哲学全书纲要》的第二部,1817 年出版)中说:“自然界在有生命的东西中得到完成,并在转变为更高级的东西时建立起自己的和平状态。”[⑨]这种对物种进化的哲学思想是达尔文之前进化论的一种最重要论断。其后的半个世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68年原稿修订)出版,以后又有《人类的由来》(1871年)出版。在此之前或是与达尔文同时代,也有拉马克、赫胥黎和海克尔等科学家发表了进化论学说。其中有的论著得到达尔文的赞同和高度评价。但毫无疑问,达尔文是现代进化论(即有机进化论)的创立者也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


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解释与争论相当纷繁,其实达尔文本人曾经作过最简明的解释,这就是《物种起源》一书中所说:“在变异的原因和法则、相关法则、使用和不使用的效果、外界条件的直接作用等方面,将开辟一片广大的、几乎未经前人踏过的研究领域。”[⑩]这句话基本涵盖了进化论的主要内容。我们认为,进化论的内容相当丰富,但基本观点是:物种的变化是环境选择与物种内部竞争所形成的,也就是说,经过所谓“物竞天择”的自然选择与淘汰的过程,会产生新的更能适全环境的物种。赫胥黎曾经这样阐释过达尔文主义的宗旨:

 

   新种可由个体离开种的类型的变异,经过环境的选择作用而形成。这种意见,在1858年以前,不论科学思想历史家和生物学家都是闻所未闻的。我们把这种变异称为“自然发生”,因为我们不知其中的原因。但这个意见却是《物种起源》的中心思想,它包含了达尔文主义的精髓。[11]

 

如果仅仅只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里提出生物进化的规律,那么达尔文学说或许只不过像其他科学学说的提出一样,具有重要的科学史意义而未必能震动整个社会。就如同哥白尼的太阳中心学说、伽利略的物理学或是牛顿力学的观念一样。但是达尔文学说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关于人类起源的,也就是将进化论部分地应用于人类的历史研究,甚至关系到人类社会的研究。特别是进化论将人类的起源归之为古代猿类进化而来,这就引起了基督教会的恐慌,因为这种观念与《圣经》关于上帝创造人类的学说水火不容。所以进化论在西方社会的命运相当奇特,科学中承认它的权威性,而在宗教与生活中又有强大的反对者。

    更为重要的是,从19世纪后期起,在社会思想与社会科学中同样形成了达尔文主义,影响波及到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神学、人类学等各种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

学说一样,是西方思想理论的主流之一。在人文社科范围中,进化论主要有这样的观念:首先是本体论领域,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aeckel)是达尔文学说的重要宣传家,他将达尔文进化论提升到人类社会的“一元论”的地位。他认为:“查理·达尔文是真正的‘一元论哲学家’,如果他不用自己创立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说明人类起源,为我们指明道路,把他的学说将自然与人类结合起来,我们是不可能达到这一最高认识的。”[12]这种学说的中心是认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一个一元的整体,人类生命活动不过是碳元素的一种形式,人是从单细胞进化来的,所以人类的能力只是具有心理与脑活动能力的统一体。这种理论表面上对达尔文评价甚高,但其实是相当荒缪的,如果将人类视同草木鸟兽,那么不仅科学理论不会承认,就是任何宗教也不会赞同,所以这种理论最先就受到基督教神学家们的反对。而在哲学本体论方面的失败则使得达尔文主义转向认识论,斯宾塞和毕尔生等人将自然选择的理论贯彻到认识论中,认为人类思想观念同物种一样,必然会经历优胜劣敗的选择,如果说物种是通过遗传和环境进行选择,那么思想则是通过人类的感官和经验来淘汰,对于个人的选择标准是天赋观念,对于群体则是经验认知。其次当然要承认进化论否定目的论的历史功绩。神学目的论者们认为上帝创造人类与万物是要达到创世目的,世间万物存在都有自己的目的与用途。而进化论彻底颠覆了这种目的论,指出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但是必须注意,达尔文本人从来不赞同将人类与其他物种完全认同,也从不将人看作是一种动物,否定人类的社会性。


进化论的方法论具有一种生物学的理论特性,如同任何研究,对象与主体之间由方法工具所连结,进化论以观察实验方法为主,这本身就是自然科学所特有的方法。但是,在西方理性中心的语境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产生一元化的方法论。所以从培根起,这种实验方法就被推崇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而以后的达尔文主义者将实验方法作为人文社科研究的主要方法,过高评价其方法论价值,也导致了长期以来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研究方法之间的实质性分裂,这正是理性中心论的内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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