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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杨先让:山水诗与山水画
2017-06-26 | 来源: | 作者:

 听了一次有关中国山水诗的讲座,令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未谈及山水诗的宗师谢灵运呢,而且也未提中国山水画的成因,深感遗憾。

  要谈中国山水画的形成,必须谈魏晋时期的山水诗,谈山水诗又必须追踪写山水诗的圣手谢灵运及其前后的政治背景和哲学思潮。当然谈中国山水诗不一定去说山水画,可是中国的山水诗与山水画却是同一个文化根源的同胞姐妹,密不可分。

  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传统绘画史中,山水画的成就最为突出。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对中国山水画有专门的思考,虽然我也画点山水花鸟画,但那始终不是我的研究范围。而今由于某种因素的诱发,我长期积存在脑子里的一些零碎感知,像有一根线似的被断断续续串联起来了,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概念。这恐怕正是退休的人经常产生的思维活动了。

  文学艺术在哲理引导下产生

  风景,中国人称山水。人间的自然景象,通过文化人手中之笔去反映表现,用文字描写就是文赋诗词,另一方面以形象去描绘,就是绘画中的山水了,是一个根源的两种表达方式。

  《诗经》《楚辞》中已有借山水草木抒发情感的文字了。到了魏晋南北朝,由于战乱、官场的残酷、士人怀才不遇,甚而惨遭戮害等,这些现实之无情,促使黄老思想泛升,逃避现实的游仙诗频频出现,像曹植、嵇康、阮籍和郭璞一些文人的诗中,为表现蓬莱仙境,陪衬山水的诗句分量增多了。

  进而贵族诗人王羲之的兰亭之聚、谢安的东山之游,游山玩水赏心悦目的咏山歌水的题材发展了。到了谢灵运手下,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山水诗走向成熟,代替了历百年之久的游仙诗而形成了一种风尚,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中所指:“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继后有鲍照、谢朓山水诗的传承。隐士陶渊明的田园诗以另一种返璞归真的面貌别树一帜,影响深远。

  此后佛教又给文人们增添了一种精神依赖。唐代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刘长卿等的山水与田园合流的诗风扬起文坛。

  山水诗是谢灵运为首的创新,是诗歌在当时继承发展的结果。谢灵运是典型的文人不满现实从仕到隐,从入世到出世,走向山林去讴歌大自然的一个实践者。在他短短四十多年的一生中,他出身贵门,性情放任,才高傲群,不满现实,事与愿违,又屡任屡隐,最后也难逃脱被弃市之祸,然而他却成了中国山水诗之宗祖。

  总之,古代知识分子在儒、道、释的哲理引导下生活。“学而优则仕”“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行不通了就靠无为清净,靠梦想做鲲鹏邀游、化蝴蝶逍遥,再不然就入山林归田园求保命托身之所,或成仙或成佛,以冥想代替现实,官运不畅了就出世修身,出出入入,虚虚实实,永远解不开的苦闷,可谓悲哉。文学艺术就在这种既浪漫又悲楚的心态下产生着、变化着。

  鲁迅曾针对元代隐居的山水画家说了这样一句刻薄的话:“汉唐以来,实际上是入仕并不算鄙,隐居也不算高,而且也不算穷。”

  文化现象不可能凭空而生

  文学领先,绘画步其后而生。文人们对文字的重视来得直接,落笔成文成诗,而绘画虽然都是文人手中那支笔,但总需要另一种技术技艺。从我国历来流传下来的绘画真迹也可作印证。

  晋代顾恺之的《洛神赋》长卷,是游仙诗的写照,山水在画中属于尚未成熟的陪衬。而中国第一幅传世的山水画,是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可以看出山水画作为绘画中一个分类,从绘画技巧上分析正走向成熟阶段。绘画的题材已分门别类,画家走向专业化:道释、人物、山水、花鸟,在技法方面发展到后来又分工笔、写意。

  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现象的出现,都有它社会上与哲学上的形而上根源,在形而下方面,也都有它的来龙去脉的关联,都不可能是凭空而生的。

  到了唐代,出现了李思训父子的青绿山水,还有王维、郑虔等的水墨山水画。显然王维等的水墨山水技法是对传统重彩山水技法的一种发展,野逸气代替了富贵气。

  王维这位才子,诗、画、音律全精通,官位也显要,宋代苏东坡称颂他的诗与画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无奈,现实也促使他在入朝与退隐之间徘徊矛盾。

  李、王的山水画又被明代董其昌强定为“南北宗”之宗师,李思训为北宗之首,王维为南宗之师。

  唐、五代、宋历代宫廷重视丹青,择优者入朝赐官,继而建立画院,皇室和官员纷纷入伍,形成绘画艺术的全面发展,在山水画领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画家,除了唐代李、王外,晚唐五代有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北宋有李成、范宽、郭熙,南宋有李唐、马远、夏圭、刘松年等。

  以上这些山水画家,有的身为隐士或为画院成员,他们的作品确实表现了我国大江南北的锦绣山川,气象雄伟,巩固发展了山水画这一艺术题材。他们不一定都受出世思想所指引,而是客观歌颂山河气势,在艺术表现技法上有重大而丰富的创新。这与后来以苏东坡、米芾、文同为首所提倡的在野文人画,借山水、花鸟抒发胸中逸气,并在笔墨技巧上提出“书画同源”的论点,形成了一个大的分水岭。

  中国绘画道路应是宽广的

  中国绘画发展到后来的在野文人画,犹如洪水决口一泻千里。在野文人画的发生,肯定是对宫廷院体绘画的一种反叛和标新立异。其功过褒贬至今无定论,各抒己见难作结论。有的指责文人写意画将中国画引入歧途,只重笔墨形式趣味,而阻碍和削弱了人物画的健康发展。另者赞扬文人画是对传统的极大革新,不求形似的大写意比西方艺术提出的抽象主义早产生了一千年,是艺术进步到更高的境界……中国画走到这一地步,恐怕只能见仁见智,听其自然发展了。

  也不可否认,文人画最主要是在山水花卉题材方面,发挥意境和笔墨的才能达到极致的地步。

  明清以前的一些文人画家们,从王维到苏东坡,从黄公望、王蒙、倪云林到沈周、徐渭,从石涛、八大山人到扬州八怪等。他们大都是些愤世嫉俗的雅士,借写意笔墨去发泄心中之牢骚,借山水花鸟去作不求形似的自由写意,表现在图画中是一种高傲的、不见人间烟火的脱俗气质。他们玩赏山水、迷恋花卉、陶冶性情,甚而做隐士称居士,或者为了不服异族而出家为僧。他们在绘画中追求意境,在笔墨中追求情趣。

  我们还可以从历代文人雅士们迷恋花卉奇石的传闻事例中,获得他们那超俗的心境,如陶渊明爱菊,米芾拜石,周敦颐爱莲,林和靖爱梅爱鹤,王子猷、苏东坡、郑板桥爱竹以及屈原爱兰。他们这些偏爱反映在绘画上必然突出了山水花鸟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在他们所倡导的文人写意画的技艺中,再加上从苏东坡到赵孟頫一而再地高举“书画同源”理论,将诗、书、画、金石熔于一炉。在意到笔不到的不求形似、逸笔草草、聊以自娱的写意宗旨引导下,又必然在文人中形成一个笔墨丹青世界的争奇斗胜的文人写意画局面。

  在文人画的历程中,元代以黄公望、倪云林、王蒙、吴镇为代表,清代以石涛、八大山人、石溪、傅山明室遗民为代表,将写意的山水、花鸟绘画掀起两波高峰,影响延续至今。他们都是在艺术风格上的超群创造,是一种时代的文化艺术产物,是与世不同的独特艺术。

  游仙诗、山水诗、山水画、文人画都是历代文人被压抑的情况而产生的不平则鸣的文艺成果。

  那么写意文人画到了近代,出现了虚谷、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李苦禅等大师,文人画似乎已完结了,应该画一个句号了,因为产生文人画的时代结束了。当今是一个实践与发现的时代,又是一个国际性大交流的时代,中国绘画的道路是极其宽广的。

  (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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