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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法
宋代理学与唐宋书法之变
2017-07-05 | 来源: | 作者:

  唐代与宋代有着两种不同形态的文化,分别被称为“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仅以诗歌为例,唐型文化因为国力强大、经济繁荣、疆域辽阔,而显得积极、外拓、浪漫、感性,代表了强盛帝国的最强音,史称为“唐音”;宋人因为内忧外患、重文轻武、平民文化发达等因素,而显得消极、内敛、睿智、理性,代表了文人政治中心的主旋律,史称为“宋调”。近来研究者都很注重唐、宋文化的区别。因为政治背景不同、时代之变,特别是宋代理学大兴,最终决定了两种文化的差异。

  理学又名新儒学,是比原始儒家孔孟研究更为宽广的心性之学。宋代理学精神重视心性、注重理性、注重儒教,在书法领域内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我们很多书法教材,尤其是书法理论史、书法美学史,大多是绕开理学不谈,而大谈“尚意”之风,忽略了时代文化精神对艺术思潮的直接影响。大家似乎习惯于认同其他朝代中本朝哲学或美学对书论的影响,如汉代书论之于经学、魏晋书论之于玄学、清代书论之于朴学,而独独忽视宋代理学对宋代书论的影响——这当然是一种假象。唐宋书风之变,其实就是文化转型的结果,也就是书法风格之嬗变。

  在书法风格的变迁上,唐宋书风的变化代表了中国书法之嬗变。二者的区别是:唐代——“尚法”,向外开拓,积极浪漫,感性,楷书、草书多样发展,法意相参;宋代——“尚意”,向内收敛,消极沉静,理性,行书大兴,以闲适为主调,意趣兼备。

  唐代以书取士,“楷法遒美”是对文人士大夫的基本要求,连颜真卿也不免要写出“干禄字”。其时以法度森严为上,无意间又把书法捆绑在功利主义的列车上,程式化明显。而宋代重视经策,不专门考查书法、诗赋等技艺,无形中诗书成为文士的消遣娱乐工具,也成为文士身份、修养的象征,得到自由发展。唐宋文化背景不同,书法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特点。唐代的门阀制度还实行“拜谒制”,名家推荐是很重要的,故审美上既注重“清水出芙蓉”,也注重“错金叠彩”,最终复归于“自然天成”。而宋代之“平民制”,使大家都有考试机会,出身寒门之士更推崇“平淡天真”,追求“天趣”“天放”“天德”等。具体而言,在书法的审美趣味上,唐代的主导观念主要有技法论、书道论、气盛论、风骨论、自然论、性情论、鉴赏论、创作心理论,宋代的主导观念主要有人品论、书理论、心画论、风神论、韵胜论、胸次论、学养论、平淡天真论。

  从唐宋书论的对比中就可以看出唐代与宋代书论的不同。唐代的充实外朗、气成乎技、炽情创作、颓然天放等创作追求,成就了“颠张醉素”的狂草世界。“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连出家人都能不免俗情,热爱生活,在酒肉世界中超然而书。宋代禅宗老熟,成为文士之心灵慰藉;内忧外患,成就了宋人的傲骨。他们强调人品气节,追求玄妙高远、清真脱俗,故有苏东坡之《寒食诗帖》、黄山谷之《李白忆旧游诗卷》的禅意缠绵、清灵脱俗。当代新儒学大家徐复观先生提出了“中国文化是心的文化”一说。这一观点,可以说契合于宋代以后的文化特征。理学作为新儒学,对传统儒学有继承、有发展,有延续、有断裂。它在发展原始的“内圣外王”方面出现了分裂。原始儒家如孔、孟等注重“内圣”——正心诚意、修身养性与“外王”——“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二者之结合不可偏废,也就是“道术一体”。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促成了“内圣”与“外王”的分裂。所谓“道术将为天下裂”,却是后来发展的预言。唐宋书法的变化反映了文化嬗变的轨迹——由外朗转向内倾,由注重气势转向注重气象,由注重造型转向注重韵趣。唐代书法注重意象、注重气势、注重法度、注重多样化、注重典范作用,即为“工”;宋代书法注重格调、注重韵味、注重意趣、注重闲适性、注重个人情味,即为“雅”。

  苏东坡有句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一蓑烟雨任平生”;米南宫有句云:“老来情味向诗偏”“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黄山谷有句称“俗里光尘合,胸中泾渭分”“人生无累何由得”等。这些皆反映了宋人“中隐”思想之特点:不做“大隐隐于市”,也不做“小隐隐于林”,而是挂一闲职,生活无忧,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这样的“闲适”创作,自然比起唐人之“静穆”和“炽情”创作更有妙手偶得之趣味。宋人的艺术世界,真个是文人雅士的天下。从此,艺术冠上“文人书法”“文人画”“文人篆刻”之类,恐怕真得感谢宋人之风雅。唐人多方面开拓的精神,也在暗中支撑着“写意”精神,数量小然而质量高,常能开辟新境;而宋人开拓的“中和”思想常左右着书坛,数量众多却难以革新。如果中国书法史仅靠一种思想来支撑,局面必然单一。宋人有着时代的负重,自傲又自卑的矛盾心态成就了这一时期的文化高度。宋人书法文化的缩影正可为后世书法文人的写照。韩玉涛先生在《写意——中国美学之灵魂》中认为“大篆”“大草”最具中国文化的写意精神,但他忽略了接受面最广的恰好不是创新太强的“中和思想”。试看今日书法大展上,获奖的基本都是小小闲适的“中和”作品,暂且称为“小写意”。这要归功于宋人的闲适心态对后世的影响。唐代的大写意精神,只有在极其压抑的条件或变革的时代才会爆发出能量。如黄山谷、祝允明、陈淳、徐渭、王铎、傅山、高二适、费新我等,他们的强烈变革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而宋人开辟出的闲适之路,更适合各时期文人的修身养性,也是文人升华生活的必要手段。唐宋书风之变,决定了两种人生态度——激变的改革与温和的修身。文人身上都潜藏着这两种契机,视其生活阅历而变化:人生顺利如董其昌等人,修身养性,充满禅趣;而失意如徐渭,则迸发出震撼世界的爆发力,突破藩篱,找到自我。然而徐渭也有着“中和”思想,他是理学家所传“泰州学派”之后继,因而内心的矛盾不可避免。而黄山谷50岁被贬宜宾之后,以酒精来刺激自己,遂变化出与东坡之温润不同的草书,其理性又被感性所取代。所以说,唐宋两种风格也许会统一在一个有着丰富阅历的人身上,常常随境遇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精彩。唐、宋是矛盾的,也是互补的,更是我们需要的,二者都是可以调节人生的。唐宋书风之变,更是文人士大夫生活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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